一是基层政权运转所需经费能否保持正常的增长。取消农业税后,尽管中央财政按一定系数对不同地区进行了转移支付补贴,但由于这种补贴考虑的因素是静态的,即只考虑了当前的“缺口”,而没有明确今后如果“事情”和“费用”增加了,中央财政还管不管,有没有一个自然或正常递增的系数或机制。这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是村级组织的经费从何而来。目前,村级组织的三项经费 村干部补贴、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 主要由农业税附加解决,而农业税取消后,村级组织的经费自然就悬空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由国家管起来。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经费有保障,但不好是村组织也吃上了“官饭”,这与“集体组织”的性质对不上号。二是继续由农民自己管。这涉及到要不要向农民再收一块“费用”。三是国家管一块,农民管一块。这仍有一个以什么名份收和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三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和功能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基层组织长期以来为政府承担的某些“行政”或“公共”事务应当说就“基本”结束了,基层组织与农户的经济“纽带”或经济“联系”事实上就被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剩下的对农户的职能就只有“半个”所有者和“半个”服务者的角色了——因是所有者又不收税（附加）或不收费（租）,是服务者又只是“单向”而非“双向”关系。如此,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如何发挥和运行也是需要加强研究的课题。 作者：唐仁健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