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就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众多学者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例如，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分担粮食安全风险；“藏粮于田”，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建立粮食安全体系与粮食安全预警系统等。但是，这些主张谈论更多的是粮食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却忽略了粮食生产主体的行为，即农民是否有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生产，可以提高农民的种粮收入，既可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生产总量的增加，为中国粮食安全提供稳定的基础；又可增加种粮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种粮农民的购买力，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分析粮食生产收益的影响因素，从中找出影响粮食生产收益的关键因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研究表明，粮食生产成本、粮食价格、粮食单产及政策性成本都对粮食生产收益产生影响。但是，因缺乏比较全面的定量研究，现有研究未能回答下述关键性问题：在种粮成本、粮食价格、亩产及政策性成本这些因素中，到底哪个是影响粮食生产收益最为关键的因素，到底应选取哪个作为突破口？即提高粮价、控制成本、提升单产和降低政策性成本（如加大直接补贴力度等）四者中，应选取哪个作为提高粮食生产收益的关键手段？且上述研究均使用粮食生产成本收益的当年价格数据，数据在年度之间缺乏可比性，使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欠佳。

　　针对此种情形，彭克强分别对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和玉米生产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因选取不同的物价平减指数而得出不一致的结论。这给笔者留下一个疑问：

　　在分析粮食生产收益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时，将粮食价格环比指数化（上年价格=100）能剔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吗？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做平减处理之后的亩均物质与服务费是亩均实际物质与服务费吗？笔者的理解是：环比指数化之后的价格并不是实际价格，在年度间依旧缺乏可比性；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做平减处理之后的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的变动情况反映的是农业生产资料投入数量的变动情况，除剔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外，还剔除了农业生产资料实际价格的变动情况；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对价格、物质与服务费进行平减处理之后的价格、物质与服务费才是实际价格和实际物质与服务费，才具年度间的可比性。

　　笔者认为，提高粮食生产收益的突破口的选取应同时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收益应对该因素的变动十分敏感；二是该因素应十分重要。前者涉及各因素对粮食生产收益的弹性问题，后者则涉及各因素的收益贡献率问题，而已有研究均忽略了对各影响因素收益贡献率的考察。因此，本文继续以粮食生产收益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物价平减指数，以亩均实际净收益为被解释变量，以除去税金之后的亩均实际物质与服务费、每50公斤粮食实际价格、单产及亩均实际政策性成本为解释变量，从弹性和贡献率两个方面就各因素对粮食生产收益的影响进行分析，据此判断出影响粮食生产收益变动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