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民生之本源，粮价是百价之根基，粮政是治国之要举；在粮政中，粮食价格政策又占据关键地位。粮食价格政策既是国家宏观调控粮食供求平衡的最有力、最灵敏的杠杆，又是国家合理调节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关系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还是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最必要的机制。价格专家把价格机制视为市场机制的核心机制是一个正确命题。决策者在治国理政中，必须把制定符合国情的粮食价格体系作为整个粮食政策的重要粮政。

市场环境变化引发粮价上涨 探索规律方能思考因应良策

从2006年9月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小麦、玉米及其制品价格上扬。综合分析，国内这次市场粮价上涨主要是由市场客观环境的变化以及多种市场因素所诱发的，主要包括：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是基础因素；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快速上扬是拉动因素；工业转化粮食消费总量猛增是刺激因素；国家对粮食市场调控、拍卖较迟是政策因素；粮食外贸企业为履行出口合同竞相抢购是导火线；部分地区严重干旱造成社会紧张情绪是心理因素。全面评析这些因素使人感到，近期粮价上涨是由市场客观环境的变化使然。然而，我们应该客观深入地认识市场粮价上涨的成因、特点、效应，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索其规律，思考其良策。这对于更好运用价格杠杆调控粮食产销、供求及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我国以往历次粮食价格上涨均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

由这次粮价上涨联想到我国以往历次粮价上升的历史，使人得出一个规律性概念。即：每次粮食价格上涨，都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带来粮食总产量的突破。早在建国初期，1957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到6．73元／百斤，比1952年提高11．4％。粮食统购价格提高的一个巨大效果就是，5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622．6亿斤。三年自然灾害之后，1961年再次提高粮食统购价格，涨幅达到25．3％，对于灾后恢复粮食生产发挥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又一次提高粮食统购价格，涨幅为20％，同时超购加价幅度由原来的30%提高到50％，并对统购粮食奖售工业品。采取这一举措，有力地激发了多年受挫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谱写出粮食生产的新篇章。198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比1975年增长720.8亿斤，比1970年增长1612亿斤。此后，全国粮食生产持续高速增长，1984年，粮食总产量突破8000亿斤大关，猛增到8246．2亿斤。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粮改遭遇到困难。1993年，出台不久的粮食“双价并轨”措施很快夭折了，而且爆发了粮食价格的突然飙升。针对这种情况，1994年，国家大幅度提高四种粮食定购价格，平均比上年提高44．4％。两年后，1996年粮食定购价格在1996年提高的基础上又提高40％，两次大幅度提升粮食价格，刺激广大农民进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攀上新台阶，1995年达到9332.4亿斤；1996年突破10000亿斤大关，达到10090．8亿斤；1997年仍然保持在9883．4亿斤的高水平上；1998年和1999年都在10000亿斤以上，依次达到10246亿斤和10167．8亿斤。由于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增长，因而国家储备充足，综合国力增强，胜利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高粮价”方略最直接最有效

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引证出一个新的粮食观，即：在我国能否实行“高粮价”政策？笔者拙见：这是加强农业基础之举，也是振兴粮食产业之道，还是富裕农民群众之策，更是弥补农业粮食资源稀缺之需。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角度看，这一政策可说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从一般价格理论和分析我国粮食价格形成的因素可知：生产成本是决定粮价的基础；供求关系是形成粮价的条件；交易费用是制定粮价的内容；预期利润是构成粮价的主要因素；政策变革是调控粮价的手段。我国总人口数量庞大，而且呈增长趋势；粮食生产资源稀缺，而且呈下降趋势；生产成本高昂；供求关系偏紧；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这五种因素决定了我国实行“贵粟”方略，即“高粮价”政策具有合理性、重要性及必要性。

我国人均农业生产资源稀少 振兴农业需要“高粮价”弥补

我国农业资源的基本特点是：人均拥有耕地数量少；人均灌溉水源数量小；人均能源数量贫。这些资源不可替代，而且呈缩减趋势，日益成为制约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关键因素。以耕地为例，我国的耕地面积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206亿亩的9％，而人口却占世界总人口的22%，人均耕地不足1．43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数量3．35亩的42．7％。预计到2010年，全国人均耕地数量将进一步下降为1．41亩。与人均耕地稀少相应，农户生产规模狭小。除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粮食生产规模较大外，广大中部和南方农区，农户平均生产规模只有几亩或十几亩，超过1公顷的农户寥寥无几。除此之外，作为农业和粮食生产命脉的水资源也严重缺乏。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076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量的24％。我国水资源不仅数量少，而且分布极?不平衡，北方农业和粮食主产区严重缺水，其面积高达58万平方公里。全国常年缺水300亿立方米，至今尚有80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遭受干旱威胁的耕地面积在2亿—3亿亩之间，成为制约农业粮食可持续增长的致命因素。对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的产品，实行“高粮价”理所当然。

我国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偏紧 提高产能需要“高粮价”拉动

与耕地和水资源稀缺相对照，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巨大，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以占世界耕地总面积不到9％的份额，却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人们常以此感到自豪。然而，这两个数据已经表明，短缺的资源必须满足众多人口的巨大粮食需求，承担了何等沉重的压力!一般而言，粮食总需求包括：居民口粮、工业用粮、饲料用粮、出口用粮、种子用粮，以及自然损耗等。据预测，到201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3亿以上，居民口粮呈刚性增长；随着大量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商品粮食的需求量也必然剧增；随着粮食深加工业的迅猛发展，工业转化消费粮食的总量必将快速增长。例如，玉米精深加工业的异军突起，促使玉米消费量跳跃式增加。2002年全国玉米淀粉产量约为600万吨，2003年增加到700万吨，2004年再增为864万吨，2005年跃升为998万吨，2006年工业消费玉米总量已经超过1500万吨。除了玉米淀粉之外，2000年，国家先后投资兴建4座燃料乙醇生产厂，目前年产能已达到104万吨，消耗玉米量已达332万吨。此外，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已经突破亿吨大关，用于饲料的玉米总量高达9400万—9600万吨。目前饲料粮的需求量每年还在以2％—3％的速度递增。综合以上各主要因素并进行预测，至201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39588万人，粮食总需求量将突破5亿吨大关，提高到52954．4万吨以上。与粮食需求总量增长相对照，我国耕地资源及水资源却呈缩小趋势，中长期粮食供求关系呈“紧平衡”态势。对市场供求偏紧的产品，实行“高粮价”理由充分。

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使命 需要以“高粮价”支撑来完成

迄今，虽然我国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已经显著改变，但是，农业粮食“双基础”依然薄弱，农村依然贫穷，大多数农民仍然生活在贫困境况中。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环境条件下，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困难，“三农”问题普遍突出。2006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使命。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国家和全社会大力支持是条件，广大农民是主体，筹集充足资金是关键。不管是建设新农村，还是增强农业粮食发展后劲及改善农民生活条件，都需要尽快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在当今中国，农民增收的最普遍、最直接、最主要的途径还是依赖出售农产品。鉴于此，国家要善于充分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农民增收，在价格政策制定中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原则，有效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为此，提高粮食价格是有力的、必要的支撑。伴随粮食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相应会产生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一是有效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转变农业粮食受掠夺的不公正、不平等状况；二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逐步促进他们走向富裕之路；三是有效强化农业基础，推进新农村建设。不难想象，广大农民收入增加后，必然会增加生产投入，振兴现代农业；必然会改善生活状况，促进社会文明，促使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实行“高粮价”利在眼前。

当今我国实行“高粮价”之策 应属强农兴粮富民战略举措

当然，实行“高粮价”政策是一项关系国内与国外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复杂而重大的决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周密方案。这里，只强调以下要点：一是健全和完善粮食价格体系，包括市场价格、目标价格、国家干预价格、粮食保护价格、适用于进口粮食的“门槛价格”等；二是建立和完善粮食补贴制度，包括对种粮农民挂钩的直接补贴，对城市居民“低保”人员适当提高生活补助标准等；三是加强和规范粮食宏观调控，要以国有粮食部门为调控载体，不断稳步扩大粮食有效需求，使粮食需求量与“高粮价”相适应。

高屋建瓴体察我国农业资源的稀缺及其不可再生性，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及其持续性，粮食需求的增长及其刚性，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性及其紧迫性，使人们对实行“高粮价”政策的认识更加分明和深化。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高粮价”之策，确系强农、兴粮、富民和建设新农村的战略举措。